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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媒:海登海姆球迷破例为穆勒送上掌声,以表达对他的敬意_我的网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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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|     

根据海登海姆当地媒体Heidenheimer Zeitung的消息,在海登海姆主场0-4不敌拜仁的比赛前,本地球迷以一种特别的形式致敬了托马斯-穆勒。


本地媒体表示:“按照海登海姆球迷之间的习惯,客队球员入场时通常会受到主场球迷的嘘声以示‘欢迎’,拜仁球员当然也不例外。    1938年,一名日本随军记者在中国战场的废墟里,捡到一封没寄出的家书。但这其中有一个例外,托马斯-穆勒的登场赢得了主场球迷的掌声欢迎,因为他不在首发名单,所以他在稍晚时候才出场热身。这无疑是对他成就的高度认可。写信的是一位中国母亲,信里只有一句朴素的期盼:仗打完了,早点回家。这位记者读完,在自己的文章里大笑,说难怪中国兵这么弱,母亲居然写这种软弱的话。这不是段子,是当时日本媒体留下的真实态度。而与此同时,太平洋的另一端,日本本土的母亲们正在教自己的儿子,死了没关系,那是为国效力。    七年后,1945年8月,两朵蘑菇云先后升起在广岛和长崎的上空。数十万普通日本人,包括老人、妇女、学生,瞬间死去。甚至在东看台,也就是海登海姆球迷组织的大本营,在穆勒从热身区走到场边准备上场时,球迷也对他报以掌声。”

“不少海登海姆球迷都希望能得到穆勒的球衣,这是一件属于德国足球传奇的球衣。这场悲剧至今仍被反复讲述,但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从来不是"该不该炸",而是那些死去的普通人,到底在战争机器里扮演了什么角色。在主场的一张海报上写着:‘亲爱的托马斯-穆勒,海登海姆将会为你提供一份充满诚意的合同’,这不太可能发生,但可以确定的是,海登海姆球迷已经将穆勒放在了他们心中。如果你只把他们当成军国主义的"人质",那你可能忽略了更残酷的另一面。        要理解这一点,得先回到十几年前,回到一间日本小学的教室里。    1933年,日本文部省推出了新版国语教材《樱花读本》。”


穆勒在2014年随德国国家队夺得世界杯冠军,两次随拜仁赢得欧冠冠军,并与球队一起12次捧起德甲冠军沙拉盘。他的合同将于本赛季结束后到期,而拜仁方面选择不与他继续续约。翻开第一页,前一句还是"樱花开了,樱花开了",紧接着的下一句,就是"前进,前进,军队向前进"。一本给小学生识字用的课本,从第一页就把战争和花开写在了一起。孩子还不识愁滋味,却已经在被灌输一种理念:为天皇而死,是一种荣耀。    中学阶段更进一步。修身课的必读教材《国体本义》告诉学生,日本这个国家,在文化、精神、国体上都天生优于欧美列强,作为臣民,唯一的本分就是绝对服从天皇。

二 | 这不是选修课,是必修的思想底色。一个孩子从小学读到中学,接受的从来不是"如何独立思考",而是"如何毫无保留地服从"。        问题是,光有教材还不够,真正把学生一步步推向战场的,是他们最信任的人——老师。    1938年,日本推行"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"计划,说白了就是把未成年人送去满洲当开拓兵。据公开资料显示,当时因为报名人数不够,各地学校被强行摊派名额,老师们要负责游说家长。有亲历者后来回忆,往往是老师上门劝说几次,父母就把家里十五岁的孩子交了出去,送进军队或者送到满洲。这些老师不是被迫执行命令的小人物,他们中不少人主动、卖力地把学生的性命,变成向上级交差的成绩单。这还不是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方——更麻烦的是,这套体系从上到下,几乎没有人觉得有问题。    如果只看学校和课堂,很容易以为这只是国家机器单方面的压迫,普通人是被动的齿轮。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真正让人意外的是,这场狂热的另一半推手,是本该最柔软、最本能反对战争的一群人——日本的母亲和妻子们。        1932年,一位叫井上千代子的日本女子,因为担心丈夫出征后仍会牵挂家里,写下一封所谓的"鼓舞信"后自杀。这件事在当时被塑造成"义举"典范,大阪的家庭主妇安田静深受感召,同年3月牵头成立了"国防妇人会"。

三 | 短短几年间,这个组织迅速扩张,后来发展为规模庞大的全国性妇女团体,据日本方面的资料,到二战末期成员数以百万计。它的核心诉求只有一条:女人要以大局为重,无论丈夫、儿子还是兄弟,都要毫无负担地去死。

四 |     这不是个别女性的极端选择,而是被制度化、组织化、荣誉化的社会运动。知识女性本该是这场狂热里的清醒者,现实却恰恰相反。一些女权活动家、女性评论家在公开文章里呼吁女性多生育,把生孩子直接和民族昌盛绑在一起,甚至提出女性应该主动奉献自己的孩子、劳力和生命。

五 | 一批女性作家也在作品里反复歌颂那些"含泪送儿子上战场"的母亲,把这种痛苦包装成伟大。

六 | 日本当局很快接住了这股风向,推出表彰政策,家里孩子生得多、送得多的家庭,会被树立成全国学习的榜样。        这就形成了一个诡异的闭环:国家需要炮灰,教育系统负责培养服从的孩子,妇女团体负责说服家庭放手,媒体和知识分子负责把牺牲包装成荣耀。每一个环节都有具体的人在推动,每一个人似乎都只是"完成自己的那一份工作",可拼在一起,就是一整套把普通人变成战争燃料的机器。回到开头那位记者的态度,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嘲笑中国母亲的"软弱"了——在他所处的社会里,母亲盼儿子活着回家,已经变成了一种需要被纠正的思想问题。    当然,这里必须多问一句:这些普通人,真的有别的选择吗?    在高度集权、信息封闭、举国宣传的体制下,个体的独立判断空间被压缩到极小。

七 | 一个从小学到中学都被灌输绝对服从的人,很难在成年后突然拥有质疑的能力

八 | 这确实是制度性的悲剧,值得历史学者去分析,也值得后人警醒。但这只能解释"为什么他们会这样",不能反过来变成"所以他们是无辜的"这个结论。

九 | 因为在同一个体制下,依然有沉默的、抵触的、不配合的人存在,只是他们的声音,没能形成社会主流。绝大多数人选择了顺从、鼓励,甚至主动加码——这也是事实的一部分,不能被"体制受害者"这个身份完全洗白。    更值得注意的是,这套动员体系不只停留在思想层面,它落到了实际行动上。

十 | 战争后期,大批妇女和学生被组织进兵工厂,昼夜生产军火,支撑着日本继续在亚洲各地扩张。她们生产的每一颗子弹、每一件武器,最终都可能落在别国普通人的身上。这不是被动的"裹挟",而是实实在在参与了战争机器的运转。当一个社会里,妇女为战争生产武器、母亲以送儿子上战场为荣、教师主动把学生推向前线,这个社会已经很难用"无辜"来简单概括。        原子弹带来的伤亡确实惨烈,这一点无需回避,战争本身就是文明的失败。但历史评价从来不是单向的道德审判题,它需要放进具体的社会结构里去看。"原子弹下无冤魂"这句判断之所以流传,不是因为有人想为战争暴力辩护,而是因为很多人回头去看那段历史时,发现所谓的"平民",其实是这场侵略战争链条上不可分割的一环

十一 | 他们既是体制的产物,也是体制的参与者和维护者。    战后,日本社会经历了漫长的转型,官方叙事逐渐把战争描述成一场"举国被拖入的悲剧",把普通民众塑造成纯粹的受害者。这种叙事有它的政治需要,也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成分,但如果完全接受这套说法,就会遗漏掉那些主动参与、主动鼓动、主动配合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行为。胜利者书写历史,失败者重塑记忆,普通读者很容易在这两种叙事的夹缝里,误判整段历史的性质

十二 |     这也是为什么,近些年日本国内一些政治人物在历史问题上反复试探底线的时候,总会引发周边国家高度警惕。历史从未真正翻篇,因为对那段历史的定性问题,从来没有得到彻底、诚实的清算。一个社会如果不能真正面对自己曾经的疯狂,就很难保证类似的疯狂不会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。

十三 |     回过头看那封被记者嘲笑的中国家书,那位母亲想要的,其实是整个人类文明最朴素的共识:活着,比死亡更值得追求。而当一个社会把这种朴素的共识当作软弱去嘲笑,把死亡包装成荣耀去追捧,它离灾难降临,其实已经不远了。这大概才是这段历史留给后人最沉重的提醒。    返回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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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ublished on:03:53:23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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